《2017中国年度随笔》:随笔的定义与渊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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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随笔是一种奇特却也不免尴尬的文体,至今没有权威的定义,也没有清晰的界定……在我的心目中,随笔和散文的区分主要是它在某些方面有更多一份的倚重与凸显:更厚重的人文,更丰盈的思考,更锐利的论说。

  这些意见我都很赞成。下定义原是编教科书的学究才关心的事情,在其他地方,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,关心定义特别是“权威的定义”的人,一向是不很多的。

  我想,随笔大约可以说是广义之散文(在传统的意义上与骈文对峙,在如今的意义上与诗歌、小说、剧本等其他文学样式并列)中的一种,相当于书面的闲谈,其内容、篇幅、写法皆无一定之规,行文总是体现了作者的个人笔调,并以此同八股文对立。一般来说随笔显得比较雍容,其篇幅特别短小者曾经被称为小品。

  欧洲的随笔(Essay)肇始于蒙田、培根,中国的随笔则古已有之,唐宋以后称为笔记,明朝人多有小品。《2017中国年度随笔》之“言说”部分有一篇吴承学先生的《晚明小品在二十世纪中国》,讲中国现代随笔的渊源流变以及其间的纷争曲折,极得要领,最宜拜读。

  “雍容”这一点是鲁迅在《南腔北调集·小品文的危机》中曾经指出过的;闲谈的说法见于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的《出了象牙之塔》,其中谈及Essay的一小段,鲁迅的译文如下:

  如果是冬天,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,倘在夏天,则披浴衣,啜苦茗,随随便便,和好友任心闲话,将这话照样的移在纸上的东西,就是Essay。(《鲁迅译文集》第二卷,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,第305页)

  随笔有两大特色:一,它是散行之“笔”而非讲究排偶声律之“文”;二,行文比较自由,随便。如果拿衣着来做比方,就是不讲究什么峨冠博带,西装笔挺,而是青衣小帽,休闲便装,甚至即使衣冠不整,粗服乱头,也未尝不可。

  当陶渊明还在彭泽令的交椅上坐着的时候,上级派一“督邮(尤)”来检查,手下的吏提醒陶县长应“束带见之”,意思是要着正装,三鞠躬,行礼如仪。陶渊明很不适应,说不高兴为五斗米折腰,立即挂冠而去。陶渊明这种生活态度,就是随笔式的。

  许多后来被视为经典的东西,原先其实也是随笔,例如《论语》,无非是孔子的谈话记录,内容原是很随意的,其中甚至也包括孔子开的小玩笑。后来孔子地位高了,成了“大成至圣先师”,《论语》就不便再被视为随笔,而要当作高高在上的经典了。经史子集中的“子”书部分,大抵都是随笔,其中的“小说家”一类更几乎全是随笔;“集”部里更有大批的作品,属于随笔。

  钱锺书先生在关于《近代散文钞》一书(沈启无在周作人指导下编选的一部随笔选,专收晚明与清初的小品)的书评中称随笔为“家常体”,略谓“其形成殆在魏晋之世乎”,又道是——

  在魏晋六朝,骈体已成正统文字,却又横生出一种文体来,不骈不散,亦骈亦散,不文不白,亦文亦白,不为声律对偶所拘,亦不有意求摆脱声律对偶,一种最自在,最萧闲的文体,即我所谓“家常体”,试看《世说新语》,试看魏晋六朝人的书信,像王右军的《杂帖》……向来闹着的魏晋六朝“文笔”之别,据我看,“笔”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常体,介乎骈散雅(bookish)俗(vemacular)之间的一种文体,绝非唐以来不拘声韵的“古文”。韩愈复古,纯粹单行的散文变了正统;骈体文到了清朝方恢复地位,而家常体虽未经承认,却在笔记小说里,在书函里相沿不绝,到苏东坡、黄山谷的手里,大放光明(东坡、山谷的题跋,便是家常体,他作则为“古文”),此后便数着沈先生所钞的作者们了。(中书君《〈近代散文钞〉》,《新月月刊》第4卷第7期,1933年6月;《写在人生边上·人生边上的边上·石语》,三联书店2002年版,第319~320页)

  这样,钱先生就画出了中国古代随笔的发展线索:魏晋六朝之“笔”—笔记书简—宋人题跋—明清小品。

  在这之后,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散文随笔,其杰出人物,自当以鲁迅、周作人兄弟为首席代表;而在这以前,则可追溯到先秦诸子。上文说到《论语》,其实即使是《道德经》五千言,貌似专著,其实仍为随意漫谈,鲁迅称为“杂述思想,颇无条贯”(《汉文学史纲要·第三篇老庄》);《庄子》亦多为漫谈,只不过各篇略具中心,如“养生”“逍遥游”之类,而行文仍极潇洒。后来有些学究埋头研究这些文本的结构和笔法,说是如何周密如何巧妙,意义如何重大,所论大抵属于过度诠释,只能大败而回。(顾农)